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，于是挟持献帝，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。
但是讨伐董卓的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，迁延日月，保存实力。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，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。酸枣粮尽后，诸军化作鸟兽散，一场讨伐不了了之。
董卓西走长安后，袁绍准备抛弃献帝，另立新君，以便于驾驭。他选中汉宗室、幽州牧刘虞。当时袁氏兄弟不睦，袁术有自立之心，他假借维护忠义，反对袁绍另立刘虞为帝。
袁绍写信给袁术，信中说：“先前我与韩文节（韩馥）共谋长久之计，要使海内见中兴之主。如今长安名义上有幼君，却不是汉家血脉，而公卿以下官吏都媚事董卓，如何信得过他！
当前只应派兵驻守关津要塞，让他衰竭而亡。东立圣君，太平之日指日可待，难道还有什么疑问！
况且我袁氏家室遭到屠戮，决不能再北面事之了。”
他不顾袁术的反对，以关东诸将的名义，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拜见刘虞，呈上众议。刘虞却断然拒绝。袁绍仍不死心，又请他领尚书事，承制封拜，也同样被刘虞拒绝了。
此时，董卓并未垮台，关东牧守们却为了扩充个人的地盘，争夺土地和人口，相互争斗。
韩馥唯恐袁绍坐大，故意减少军需供应，企图饿散、饿垮袁绍的军队。而袁绍并不满足于一个渤海小郡，对被称为天下之重资的冀州垂涎已久。
在联兵讨董时，袁绍曾经问过曹操：“大事如果不顺，什么地方可以据守呢？”
曹操反问：“足下的意思怎样呢？”袁绍答道：“我南据黄河，北守燕、代，兼有乌丸、鲜卑之众，然后南向争夺天下，这样也许可以成功吧！”
袁绍所谓南据黄河，北守燕、代，其中间广大地区正是物产丰富、人口众多的冀州。不过，当时袁绍并不景气，门客逢纪建议他攻取冀州时，袁绍非常踌躇，拿不定主意。
对逢纪说：“冀州兵强，我军饥乏，如果攻打不下来，我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了。”
逢纪献计道：“韩馥是一个庸才，我们可以暗中与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相约，让他南袭冀州。待他大兵一动，韩馥必然惊慌失措，我们再趁机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去和他说明利害关系，不怕他不让出冀州来。”
袁绍很看重逢纪，果然照他的意思写一封信送给公孙瓒。
公元191年（初平二年），韩馥部将麴义反叛，韩馥讨伐不利，袁绍派使者与麴义结交。
同时公孙瓒发兵，南袭冀州。韩馥一战败绩，慌了手脚，此时袁绍的说客高干、荀谌不失时机地到了邺城。
高干是袁绍外甥，荀谌与韩馥的关系不错。
他们对韩馥说：“公孙瓒乘胜南下，诸郡望风而降；袁车骑也领兵到了延津，他的意图难以预料，我们私下都很为将军担忧。”
韩馥一听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急切地问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荀谌不正面回答，反问道：“依将军估计，在对人宽厚仁爱方面，您比袁绍怎样？”
韩馥说：“我不如。”
“在临危决策，智勇过人方面，您比袁氏怎么样？”韩馥又说：“我不如。”
“那么，在累世广施恩德，使天下人家得到好处方面，您比袁氏又当如何呢？”韩馥摇摇头：“还是不如。”
连提了几个问题后，荀谌这才说：“公孙瓒率领燕、代精锐之众，兵锋不可抵挡；袁氏是一时的英杰，哪能久居将军之下。
冀州是国家赖以生存的重地。如果袁氏、公孙瓒合力，与将军交兵城下，将军危亡即在旋踵之间。
袁氏是将军的旧交，而且结为同盟，如今之计，不如把冀州让给袁氏。袁氏得到冀州以后，他一定会厚待将军。
公孙瓒也就不能和他抗争。那时，将军不但能获得让贤的美名，而且您还会比泰山更加安稳。希望将军不必疑惑！”
韩馥生性怯懦，缺少主见，听荀谌这么一说，也就同意了。
韩馥的许多部下都忧虑重重，长史耿武、别驾闵纯、治中李历劝谏说：“冀州虽然偏僻，但甲士百万，粮食足以维持十年，而袁绍则是孤客穷军，仰我鼻息，就如同婴儿在我手上一般，一旦断了奶，立刻就会饿死，为什么我们竟要把冀州让给他？”
韩馥无奈地说：“我是袁氏的故吏，才能也不如本初，量德让贤，这是古人所推崇的，你们为何还要一味加以责备呢！”
驻屯在河阳的都督从事赵浮、程涣听到消息，急急自孟津驰兵东下，船数百艘，众万余人，请求出兵抗拒袁绍，韩馥不同意。
终于，韩馥搬出了官署，又派自己的儿子把冀州牧的印绶送交袁绍。袁绍代领冀州牧，自称承制，送给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空头衔，既无将佐，也无兵众。
袁绍手下有一名都官从事朱汉，曾经遭到韩馥的冷遇，一直耿耿于怀。
他知道韩、袁二人之间积怨甚深，借故派兵包围了韩馥的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