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从数量上，明军似乎稍逊，但从质量上看，清军真正足以为虑的，也就是两万多八旗和六万多绿营新军而已，合计不到十万。
徐州城中，几名清军东路主要将帅正在开会。
除去正在前线的勒克德浑以外，主帅瓦克达、副帅岳乐，还有山东总督图海，以及新军提督赉塔均已到齐。
瓦克达忧心忡忡
“我大军虽有十七八万，但实际可战之兵止有半数啊，眼下凤阳已然危及，一旦明军突破淮河一线，届时可就难守了。”
经过多年交锋，清军早就没了当初不可一世的气势，不再奢求能够对明军形成所谓战力优势，甚至一比一的情况下，都未必有信心。
岳乐倒是安慰道
“其实也不必过于忧虑，其他不言，就我东路来说，还是有不少战机的，江淮地区河流纵横，地势复杂，但徐州周围却是平原地带，倒是个打决战的好地方。”
四人当中，除了瓦克达是四五十岁的老将外，岳乐、图海、赉塔都是不满三十的年轻将领，一开始瓦克达还跟多尔衮反应，有些担心这些年轻人不足以堪当大任。
但事实上，这些初生牛犊却是要比瓦克达这些老将更加敢于和明军正面相争，毕竟他们也没有在明军手里吃过亏。
几人商议了一下兵力排布，和明军可能的攻击重点。
图海指出，岳乐东路应当只有两个着力点，一边是淮安北上，延黄河北上徐州（此时黄河已经夺淮入海），一边是从凤阳向北拿下宿州，而后兵临徐州侧面。
战役的关键还是在徐州。
图海倒是点出了一个众人忽略的点
“水师，明军可以借助水师之利，从沿海登陆海州，甚至山东南岸，从而危及我军侧后！”
破局（下）
虽然同为母亲河，但相较于河道稳定，流域气候变迁缓慢的长江而言，黄河更像是一个“后妈”。
在历史上，黄河先后改道二十六次，决口一千五百多次，几乎对于每个朝代而言，黄河治理都是头等重要的课题。
在后世的许多社会学和史学研究中，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别于世界主流的君主式封建政体，很大程度上，就源于出于治理黄河和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。
否则，如果是以西欧那种松散的邦国式政治，很难完成治理黄河这种全国性工程。
而其中最为代表性和严重的事情，莫过于宋金之际的夺淮入海。
其实黄河河道，在北宋之前都还算稳定，但北宋后，宋廷统治者由于害怕北方的辽队从黄河南渡，于是多次人为的将黄河改道，花费无数人力财力不说，还导致山东北部百姓苦不堪言。
1128年，南宋建炎年间，金兵南下，长驱直入，宋高宗赵构一意南逃，金军如入无人之境，时任东京留守的杜充，害怕与金军正面交锋，下令开决黄河大堤，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，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。
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，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，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。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，近千万人无家可归，沦为难民。（这操作是不是很眼熟）
于是乎，原本在多次人为改道下，河道本就不稳定的黄河，从此向南偏移千里，从泗州入海。
金朝时期，又一次水患决口，黄河继续南偏，自淮河入海。
从此之后，一直到1855年，黄河都是自淮河出海口入海。
这导致最严重的后果，就是从此之后，从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，都变成了水患频发的受难之地，导致整个淮北、鲁南地区，形成了“大雨大灾、小雨小灾、无雨旱灾”的惨痛局面。
而现在，这里却要变成明清双方争夺的关键战场。
李定国、王夫之抵达河淮前线后，迅速与正在淮安的张名振、张煌言汇合。
此战虽然是以左军、后军并用，但主要以李定国为主帅，张名振为副。
这也倒正常，毕竟李定国现在是当朝唯一的王爵。
其实关于李定国封异姓王这事，也只有刚开始时，有部分文官议论，后来也没人说啥了。
说到底，宋代以后，所谓“异姓王”根本不值几个钱，除了封号上高级点，就没啥用了，又不能像人家汉朝、晋朝时，来个开府建衙之类。
当年北宋时，太监童贯还是异姓王呢，满清异姓王一大堆，有屁用。
自军山湖以后，朱由榔的威望已经无需害怕任何军中将帅，再加上自光烈二年以来，军中前后改制数次，兵权分割，没有权力，就算给你一个副皇帝，又能如何？
到了光烈六年，原教导师学员毕业了三届，兵学苑毕业了两届，先后输入军中的青年军官数量，已经占此时全军基层军官总数的一半。
朱由榔不害怕李定国、李过，就像朱元璋不会害怕徐达、常遇春一样，甚至朱由榔还更从容些，毕竟他比老朱当年打天下时，可年轻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