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农户除了按章纳税外，还要向官府交两成租子，后三年降为一成，六年后，土地所有权完全归属该屯垦的农户，照章纳税即可。
当然，烈士家属和立功军士家属例外，不必交租，直接分田。
这其实就是在利用获得的土地均田了，按照浙直总督陈邦彦的计算，这八十六万亩大概能安置十八万左右的失地农民，这个数字并不多，只占浙江人口的八十分之一左右，但却是一个模板。
因为谁都知道，既然天子和朝廷愿意担着这么大风险严查浙江，铁腕镇压，那清理田亩，便是势在必行的事情，届时，不只是这两百家“出头鸟”，整个浙江，乃至整个江南，能清查出多少田亩？
这个数字，少说也是以千万计。
这一过程中，必然会有人反抗，甚至曾经还是明王朝坚定支持者的某些士绅，马上就会摇身一变，要“清君侧”。
但朱由榔必须要做，不能不做。
这是每个王朝初期都要进行的使命，每个王朝新建立以后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建构制度，而是“度田”。
当年朱元璋最重视的事情，便是清丈天下田亩，修订皇册。
和朱由榔比较类似的境遇，刘秀光武中兴时，可谓顺风顺水，一路上无数郡县倒戈相从，起兵三年便称帝，十二年削平天下。
可就是这样一位趁势而起的帝王，坐稳位子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“度田”，清丈田亩，于是，光武度田的过程非常艰难，可谓“天下皆反”，但刘秀宁愿一县一郡的平叛，也要推行度田。
因为对于一个封建国家而言，在册田亩，就是根基所在，一旦纵容，不出，恐怕东汉最多数十年后，就要再次陷入农民起义的战火。
由于光武度田并非完全成功，最后不得不部分妥协，刘秀死前才会有那句遗憾“朕无益于百姓”，即使如此，这次度田也为东汉争取了一百多年的稳定基石。
朱由榔就算做得不如朱元璋那样彻底，至少也不能比刘秀差，因为刘秀起兵过程中接受了太多大地主势力的投效，所以最后才进行的如此艰难。而朱由榔的情况更类似于太祖朱元璋，手下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原农民军和捡来的残兵败将，短期内缺乏和地主集团的利益纽带。
小主，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，后面更精彩！也正因为如此，朱由榔才把镇压士绅的任务交给以顺军、西军余部为主的光复前军、左军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更加坚定。
而且，湖广、两广、闽南、云贵的度田此时早已完成，当初之所以这些地方能够较为顺利，一方面是由于局势动荡，正在战时，地主集团力量分散，而且面临满清的刀锋，也没得选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地方开发较晚，地主士绅相较于江南，没有那么顽固。
于是乎，此次主要注意力便集中在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南直四省。
内阁文件明确界限，凡现有土地，以皇册为准，只要在官府没有登记的田土，就属于隐匿，朝廷予以没收，当然，地主可以赎买，但价格不低。
而且朱由榔授意下，两部正式法令传达出来。
第一个是《土地兼购令》，规定凡人均名下，超过百亩土地，再行购买，就需要交兼购税，兼购税累积上升，一百亩到三百亩交一成半，三百亩到五百亩交三成，如此累积，最高达一倍。
其二，则为《常平粮令》，这是针对土地产出的，令各布政使司、府建立常平仓，秋收时收购粮食，春荒低价向农民卖粮，从而限制出一个最低粮价和最高粮价，并严厉打击粮食投机，凡未在官府登记备案，私自囤积超过五千石以上粮食的，构成囤积居奇罪。
这左右两拳，立刻将土地兼并的获利干没了小半，再加上，等大量失地农民能够直接分到田，可想而知的是，愿意给地主当佃农的人越来越少，地主还得降低租子，否则便没人干活。
一招大棒打下，朱由榔还不急着掏出胡萝卜。
科举（上）
时间进入三月份，科举已经开始进入预备阶段。
会试虽然安排在五月，但按照一般规律，此时各省的乡试应该早在年前就已经结束了，但这次恩科，不仅仅只是再开一届会试，而是从考秀才的“小三试”，到考举人的会试，以及会试都要重来一遍。
只不过，情况变得特殊起来。
沈平鸿在平湖沈氏被抄家之后并未受到株连，家主沈泽永被斩首，直系家属判处流放，但对于像沈平鸿这种旁支庶出，一般不予追究，甚至还能分到田地。
官府只没收皇册未登记的隐田，而对于沈氏那五千多亩尚还挂在皇册上的田亩，则选择分散给其余旁支族人，封建宗法制的压迫不仅只是主家对佃农、家奴的，旁支庶出也应当是可以“团结争取”的对象。
沈平鸿就被分到了六亩中田，但被他交给了之前一直照顾自己的家仆夫妇，带着仅剩的几钱银子，想去杭州乡试。